徐皓峰:武侠小说的“堂吉诃德”时代

徐皓峰:武侠小说的“堂吉诃德”时代

1973年出生的徐皓峰,是新生代武侠小说作家中的一个异数:他用纯文学的方式写武侠;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,却习武、修道、做了八年隐士;他把武侠小说的背景放到民国、甚至当下,就像塞万提斯写《堂吉诃德》,貌似嘲讽,实则缅怀。

  四年时间,徐皓峰出版了三本武侠书,每本都让人耳目一新。其中第一本,就叫《逝去的武林》。

武林已逝,写武侠注定是件寂寞的事。尽管他的书在梁文道主持的《开卷八分钟》、崔永元主持的《小崔说事》里都被专门推荐,徐皓峰这个名字依然鲜有人知。他却喜欢这份寂寞:“我的条件其实比金庸要好。他是在热闹之中,花了很大的毅力把这件事情给顶下来了。我没那么多人关注,但起码一本书可以连贯的写,不写也没人催我。寂寞,反而能给自己减少负担——写书就是求个知己,知己不用太多,人活着干嘛总要干大事呢。”

从武术里学习小说文法

《逝去的武林》不是小说,而是一代形意拳大师李仲轩的口述历史。李老年轻时是民国武林中的一号人物,人称“二先生”,34岁退出江湖,几十年来隐于市井,晚年在北京西单的一家电器商店看门为生。徐皓峰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伴其左右,记录下那个武术被称为国术的时代里中国传统武者的爱恨情仇。

许多从前秘而不宣的练武秘技,在《逝去的武林》里一一披露,滴水映月,轰动江湖。一夜之间,徐皓峰的名字在海内外习武人士中迅速传扬,有人要塞钱给他办武馆,更多人找上门来想切磋比武——徐皓峰一一拱手,“我已经荒废很久了。”

他真的习过内家拳。那是1989年,全国掀起少林武功热潮,徐皓峰正上初中,一时兴起,也跑去拜师,教他的正是李仲轩。“他跟我其实是亲戚,但是他年轻时因为练武被赶出家门,跟整个家族断了联系。我们重逢时,他已经73岁,教我有点像老年人找乐趣,并没有抱太大期望。我呢,后来兴趣也转移了,因为美术放弃了武术,学得非常有限。”

不久,李仲轩老人出了车祸,搬到门头沟。相隔11年之后,徐皓峰才幡然领悟到少年所学的宝贵,“翻过头去找他,他已经风烛残年,一见的感觉,第二天这个人可能就不在了。”老人身体伤残,头脑却非常清楚,他将毕生经验和盘托出,与徐皓峰对谈两年,然后溘然长逝。

徐皓峰说,《逝去的武林》轰动,主要是因为李老,自己只是个整理者,但这两年的际遇,直接影响了自己后来的武侠小说创作。“我写小说对文法的感觉,竟然是从怎么谈武术得出来的。”

他为李老整理回忆,学到的是一个‘删’字。“他讲得非常细致,如果我原样儿的把他讲到的方方面面都整理成文字,这个文章别人是没法看的。你讲得越细,别人就越糊涂。整理的稿子给他,他会指:这段不要、那段不要——不是从武术保密的角度,是从文章的角度。他说你文字越简洁,给读者的感受越丰富,方方面面都讲到了,反而就枯燥了。”

徐皓峰惊讶地发现,这个一辈子练武、谋生,虽出身文化世家、但书只读到小学的老人,身上有很高的文学修养,在这个“诸艺衰落”的时代,武术身上反而能见到完整的传统文化味道。“近代以后,中国文化整体在衰落。为什么说诸艺萧条?这些艺可能表面上特别兴盛,但失去了血脉、原汁原味的东西。而练武术的人当时社会身份比较低,大家看不起,也没什么人搭理你,一个多世纪的变革对民间武学的伤害反而不是特别大,没有一下断了血脉。武术具体而微,比方说中国人的道德感,一看武林的规矩,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儿。挖掘出尚且保存完好的武术,对其它艺术门类能有一个带动。这是有实例的。齐白石门下那么多徒弟,画出来了的,只有一个拉平板车、练武术的李苦禅。李苦禅一直练拳,他的劲儿跟传统绘画的笔法有相通的地方。”

“我不要鸡肉,只要这锅汤”

徐皓峰用极简的笔法,写了自己的第二本书:武侠小说《道士下山》,被誉为“硬派武侠接脉之作”。

硬派,是相对金庸、古龙等浪漫化的武功描写而言,上接民国武侠小说开山鼻祖向恺然一脉,对技术的描摹更加专业。旧派武侠小说本是民国武术界的发明,向恺然就曾在国术馆任职,并常为武术书籍作序。

作为一个略通武学、浸淫过真实武林风范的人,徐皓峰对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解读别有一番趣味。他说,梁羽生写的是政治,把一个官宦家族的行为规范,作为武林中人的行为规范;古龙,写得最多的是古惑仔,《陆小凤》就像是描绘一个高级会所,几个功成名就、搞文艺的人一起打保龄球;金庸呢,小说里参杂了官场、会道门(民间宗教组织)和现代机构的人际关系,“东邪西毒南帝北丐,四大高手一出来,你感觉就是一家大报社里,不同版块的四个编辑,都是资深编辑。可能西毒欧阳锋专门搞成功企业家采访,东邪搞玩家民俗版块,洪七公专攻美食……这些人碰到一起之后,是几个大报社编辑的那种客套劲儿。”

他认为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都懂得武林规矩,但“真正武林中人的交流方式他没法写,因为很规矩很简单,就有点像《教父》那样,没什么话,各安其职。作为传奇小说来说不精彩。”

而徐皓峰跟前辈的最大不同,就在于“写武林原来的事态,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原型”。《道士下山》一开场,是太极门内讧,“大家都觉得‘你编故事的能力真强’,但这其实是我从90岁以上的老人嘴里采访出来的,不过是用文学的笔法把一段史实表现出来。”网上一位有心的读者,将《道士下山》中的人物作了一一考证:“罕拿活佛完全就是诺那活佛,其传法过程全是写实;陈将军有奉系军阀‘神剑’李景林的影子;大痴明显是指首传‘心中心法’的大愚法师;至于那位神秘的司马春夏,则是陈撄宁与还珠楼主的混合体……”

《道士下山》沿着古龙绝笔《猎鹰·赌局》开创的路数,写成了系列短篇的形式。但古龙是悬念化的风格,徐皓峰则在诡异的情节里,融入品评书法、阐释武学的意境文字,竟有几分明清小品文的气质。“是非恩仇好编故事,但我抛弃了很多是非恩仇,这样才能把武侠小说短篇化,才能把以前武侠小说里被压制的意境焕发出来。比方说令狐冲一群人第一次去见东方不败,绕过了一个花园,单看这一小段就是很好的文字,但是一场巨大的成败把曲径幽深压制住了,变成佐料。我不看重那些大鱼大肉,反而觉得有些佐料的味道不错。以前人家炖一锅鸡,我呢不要鸡肉了,只要这锅汤,提高意境上的东西。”

“真正好的文学,写的都是失败”

武侠名家里,徐皓峰偏爱古龙。1997年他刚开始写作,训练自己文字的方式就是改古龙小说。他买的第一本古龙小说是《大地飞鹰》,主人公名叫卜鹰。“不择手段是人杰,不改初衷是英雄。卜鹰身上兼具人杰和英雄的特质,最后他的英雄本性占了上风,业败、身死。”

徐皓峰早就知道,英雄的结局,注定是失败的。

但年少时,依然忍不住受那句“不改初衷”驱使。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,徐皓峰逃离职业导演江湖,师从一位道教宗师埋首故纸堆八年——就是因为不愿意自己被江湖改变。“当时如果发展下去,找机会拍电影,说不定也能拍上,但我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没有独特性,既没有独特的知识,也没有独特的感慨,不如先去补充一下苍白的自己。”

八年隐士般的生活,零散写些文章,有时一年只有几百块钱收入。有人看了他在道家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,曾力劝他出家。

2004年回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,他已经找到了自己“独特的知识和感慨”,他说:“这样就可以立世了。”不改初衷所付出的代价,竟然真的得到回报。

但他也同时承认了英雄梦的破灭:“黑泽明很深刻,武士跟土匪打仗,最后胜的是农民,不管人杰还是英雄,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什么样的人有好下场?庸俗的人。每一个人只要你活过30岁,就都变得庸俗——庸俗并不是一个坏词,庸,常规,俗呢,是跟大众发生关系,跟大众的联合。英雄和人杰都有可能是反人类的。”他诡异地笑笑:“在世界的阳面,所有过了30岁的人都等同于大众;在世界的阴面,英雄和人杰以别的方式存活了下来。文学就属于那个阴的维度。好的文学,写的都是失败。”

在徐皓峰的第三本书里,那个练就了绝世武功、自居为“国术馆馆长”的当代青年,以堂吉诃德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巡礼,最终飞往冥王星。“他练武,象征着一个传统的信念: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。可是现代社会,人家不按这个价值观走,游戏规则全变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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